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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边地和民族区域的

国家雅乐存在

——国家用乐中原与边地相通性研究之一

文◎项阳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年第1期。

摘　要：雅乐为传统国家用乐核心、三千载一以贯之用乐类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独特历史地位。雅乐以钟为基定律，为中国乐律之本；雅乐为“国乐”，定位“华夏正声”。周代雅乐以“六乐”立身，汉代将雅乐小众化，南朝梁武帝改革，隋文帝定位，唐代拓展至宫廷吉嘉军宾多礼为用。隋立科举制度、唐在全国普设泮宫庙学，文庙释奠礼乐为雅乐一支自宋下探，元明清因循中有新创，遍及全国县治。清咸丰帝升关圣和文昌帝君为中祀，乐以专创，使得地方官府为用的雅乐有丰富性拓展。在国家规制下，边地和民族区域府、厅、州、县之官员和学子同为雅乐仪式参与及践行者，专业乐人亦参与其中部分仪式用乐。雅乐形态对所有国家用乐均有实质性影响，“三献礼”等仪式仪轨为雅乐专创，后被多种仪式用乐接衍，对在传统社会中构建民众国家文化认同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雅乐；国家用乐核心意义；音乐本体标志性存在；边地和民族区域；一致性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涵盖这片土地上所有群体的创造，若对每个区域和族群刻意观照，定显现斑斓多彩却是松散的存在。研究区域音乐文化应有国家用乐视角，把握创造与引领，明确区域丰富性并融入国家整体。国家存在有制度规范，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区域音乐文化因地理、方言、风俗、宗教等多种因素彰显特色，撰写国家音乐文化史应对其观照。作为国家用乐，远离中心亦为“一体多元”，既有整体一致性又有区域丰富性。这样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在辨析边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时不应缺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礼乐文明为特征，在礼乐观念下形成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且一以贯之。我们从礼乐之雅乐类型、非雅乐类型，以及俗乐类型看国家用乐对边地和民族区域的影响和受容，本文重在辨析礼乐核心为用之雅乐状况。

一、雅乐定位

中国礼乐文明国家用乐之雅乐核心为用观念形成后，历朝历代社会稳定之时雅乐由国家专门机构负责创制维系与实施，其形态基本稳定，三千余载一以贯之，其定位与发展轨迹明确清晰。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意义上雅乐不再，缺失观察的主体对象，人们对雅乐认知错位，音乐学界有观点称雅乐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文史学界有观点认定雅乐生与灭均为周代事项，其后礼崩乐坏，不仅雅乐，甚至礼乐都不再存在。亦有将雅乐以典雅、精雅、细雅、雅致定位者，对其泛化。因此，这里有必要将雅乐定位与演化讲清楚。

周代先民定位六艺，所谓“礼、乐、射、御、书、数”，乐艺以技显，使用场合众多。周公敏锐把握乐艺之特殊性，引礼入乐，国家礼制仪式和非仪式为用，导致乐艺以礼乐和俗乐类分。与仪式相须为礼乐，表达社会人群丰富仪式性情感诉求。国家以礼乐制度定位，明确类型性和等级化，最高层级是吉礼大祀形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高祭祀仪式用“雅正”之乐——雅乐。周公以“德”定位，将其所尊崇的黄帝、尧、舜、禹、汤方国存续具象征意义的乐舞形态以“拿来主义”方式聚集，加入本族群代表性乐舞成“六乐”，对应天、地、山川、四望、先妣、先考大祀——国之大事仪式为用，为雅乐初始样态。

周代社会将乐以音声为主导、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技艺形态定位，音声技艺有稍纵即逝之时空特性，在尚未发明乐谱和舞谱时，只能以口传心授方式活态创承，后世难以把握早期音声技艺形态。当社会形成“王者功成作乐”理念，雅乐因其对应天神、地祇、人鬼之祭最高端为用，前朝既有乐章定轰然倒在改朝换代门槛上，后世承继前朝用乐理念，却难以原样承继前代国家雅乐内容。

既为“三位一体”国家仪式用乐，则在歌舞乐层面有相对多的技艺人共同展演以固化形态存在；礼典仪式对象众多，须以职业群体应对。周代金石乐悬为礼乐重器在雅乐中领衔，乐律设计以钟为定，所谓“钟律”意义。乐器属中原自产，依材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钟磬奏骨干音，丝竹围绕骨干音现旋律丰富性变化，且与歌相融，为具多声形态的周代国家用乐典型存在。

周代乐悬依制为王、侯、卿大夫、士四级拥有，由仪式用乐拓展至多种非仪式场合。汉唐数百年间，多种外来乐舞形态入中土，国家太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