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梅张先清公共文化与族群边界直苴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张先清)

公共文化与族群边界: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族性表达

蒋星梅张先清

原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作者蒋星梅系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生;张先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赛装节是直苴“罗罗颇”彝族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近20年来,地方政府部门与当地群众就赛装节举办地点展开的博弈,突出体现了一个族群特有的公共文化并非是无边界的共享。尊重文化事象持有者的文化选择和权利,探寻“私文化”与公共性的衔接点,对当前民族村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文化;彝族;赛装节;族群边界

[基金项目]本文系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村寨文化建设中的游艺民俗资源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1CM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式微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注1]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注2]造成当前民族地区村寨文化建设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经费的短缺,导致不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还处于空白状态;其二,一些开展了相关服务的部分村寨,由于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认同感较低,使得这项工作大打折扣。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由“送文化”改为“种文化”,进行内生机制的建设。[注3]然而,在确定将一项民族文化事象开发为公共文化产品之前,除了需要重视对文化事象的有形层面保护开发之外,尤应注重对精神内核的发掘和保护。在此过程中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文化的共享性和排他性问题,是民族地区村寨文化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拟结合直苴赛装节演变过程的深度田野考察,探讨在节日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围绕赛装节而产生的族群边界变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的公共性与族群文化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

一、盛装打跳:娱神表演的公共文化

公共一词,顾名思义就是与私人或个体相对的特性。我国古代的“公”是与“私”相对的,如《韩非子?五蠹》中对“公”是这样解释的:“背厶谓之公,或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简言之,“公”,具有“共同”的含义。在西方社会,“公共(public)”与“私人(private)”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公共’一词在当时的古希腊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意指人的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更多地指涉古希腊政治社会早期的民主观念及其实现方式”[1]。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将公共文化理解为区别于官方的、在一定空间和范围内普罗大众共享的各类文化。

本文要讨论的赛装节,是在直苴彝族群众中历史较久、影响范围较广的一种公共文化活动。直苴彝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永仁县中和乡直苴村,当地彝族自称“俚颇”、“罗罗濮”,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中部方言。直苴村下辖23个自然村,有户人,彝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直苴彝族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由原始宗教信仰所形塑的。当地彝族信奉的神灵众多,如村落保护神、山神、土地神、牧神、生育神、火塘神等,与上述神灵相关的祭祀仪式也构成了本地传统公共文化的主要内容。

赛装节的产生与伙头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伙头制是一种类似于原始氏族部落性质的地方统辖形式,至少从明代开始,直苴彝族就存在伙头制度。关于伙头制的来历,在当地的一则传说里是这样解释的:

很久以前,两个年青猎人朝里若和朝列若兄弟从月利拉巴(现大姚县三台乡一带)追赶野猪来到直苴腹地泥泽薄,野猪跑到这里就不再跑了,他们觉得奇怪,猜想这里可能是个好地方,就从剑筒里倒出三颗谷种撒到泥塘里,并祈求“这里如种得出庄稼,希望野兽不要吃,谷穗像马尾一样长,谷杆象马脚一样粗”。到了秋收时,他们又回到这里,发现有一只友善的老虎守候在谷穗旁,而且谷穗长得金黄饱满,他们就回到月利拉巴组织人到这里定居。这只老虎后来就一直和两兄弟生活在一起,直到老死。两兄弟临死前告诉子孙:“把我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能看到一切,一年给我两只绵羊我穿着羊皮就不会冷,做一个盒子把虎骨放到里面,把它安放在我的祖先的牌位前。”后人按照要求,把他们埋在直苴大村后的高山上,他们也被视为当地人的共同祖先和村落最大的保护神——“阿干咪西嫫”。[注4]

传说朝里若、朝列若组织人到直苴定居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众多村寨的建立,人们为了纪念兄弟俩的开拓之功,祈求祖先保佑人畜兴旺,就相约在每年秋收后共同祭祀祖先,同时还选举一位品德高尚﹑值得信任的男子负责该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管理村寨的社区组织——伙头制。当初和朝里若、朝列若生活在一起的老虎死后,遵照兄弟俩临终前的要求,族人将其骨头装在一个叫做“且和”[注5]的木盒里。“且和”不但象征着祖先的神位,同时也代表着伙头的身份,平时由伙头负责保管,满一年后转交给下一任伙头。新旧伙头交接的盛装集会就是现在正月十五赛装节的雏形。直苴彝族正是通过结合传统的“伙头”交接即“且和”崇拜与土地神祭祀[2][P4],逐渐发展出赛装节,仪式过程如下:

正月初一凌晨1点左右,新旧伙头的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最近三年内担任过伙头的人和一位特别邀请的证人主持,首先由本届伙头和一名芦笙手边吹边跳将“且和”送到新伙头家的院子里,新伙头在他们走后立即用稻草将“且和”藏好。到了正月中旬属虎日,早饭后各村的芦笙手吹奏芦笙在前面引路,而新伙头的男性亲戚手捧盛有豆腐和肉的竹篾饭盒紧跟其后,走在最后的是其他男性村民,他们都要到新伙头家表示祝贺。妇女们则身穿盛装自行到伙头家。新伙头家院子里的桌子上已摆好“且和”、酒肉,人们到达后先由老年男子围着桌子打跳,打跳结束后新伙头将“且和”供奉到房屋正梁的墙洞中,这样便算正式接任了。接下来妇女才开始打跳,到了黄昏大家各自回家吃饭。晚上,大家又齐聚到新伙头家,青年男女混合在一起打跳直到深夜。

结合上述口述史料及田野观察可知,直苴彝族的盛装打跳活动呈现出传统公共文化的一些特征:其一,直苴彝族早期祭祀仪式是传统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盛装打跳活动的价值在于娱神,而娱人的性质不明显;其二,通过“且和”,直苴彝族实现了祖先神与伙头身份的对接,达到了借助宗教力量强化世俗权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赛装节一开始就染上浓郁的宗教色彩。其三,由于从历史记忆中找到了朝里若、朝列若兄弟开发直苴这样一种文化资源,这种祖先记忆被巧妙地与族群认同结合在一起,成为建构我群与他群的重要族群边界依据。

二、赛装节:娱人与娱己的公共文化

由于受二元结构的影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与大传统精英文化相对应的小传统民俗文化一直是广大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它以庙会、节庆、仪式、歌舞等多种形式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沃壤中。高丙中认为,在年前,民俗就是生活中的公共文化,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改造,其公共性变为弱势的群体性,而在过去的30年里,民俗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即呈现出遗留物→农民之“俗”→民间习俗→公共文化的变化[3]。但是我们同时应看到,当前能够成为国家层面的传统公共文化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民俗文化还处在为经济发展搭台唱戏的被动依附状态,文化事象和持有者的权利还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直苴彝族赛装节被建构成官方“公共文化”的历程,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族群主体性文化表达缺失的状况。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直苴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而50年代后,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逐渐深入,伙头制的很多职责都让渡给了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实现了从村落外部向内部的转变,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核心。到了60年代中期,“且和”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象征而遭到销毁,庆祝新伙头接任仪式的盛装打跳活动,也随之退出了公共视野。直到年,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县政府批准了恢复直苴村民盛装打跳的传统,但原有的祭祀仪式并未得到政府认可。同时,为了与伙头制划清界限,当地文化工作者还围绕着“赛装节”这一主题,对猎人朝里若、朝列若兄弟开发直苴的传说进行了新的诠释:

由于朝里若和朝列若开发直苴有功,很多姑娘都爱上了他们,长老们只得商定在正月十五那天给弟兄俩赛装选妻。若哪位姑娘能把直苴的风光山水、花鸟野兽鱼虫都绣在衣裤上,便选谁为妻。于是所有的姑娘都精心编织、日夜刺绣。到了正月十五,姑娘们都穿上了自己制作的各式绣有花、鸟、鱼、虫的“花衣”到赛场来跳脚对歌,让兄弟俩挑选心上人。从此,每年的正月十五都要举行赛装选偶,年复一年便形成了“赛装节”。

由上可见,在这个改造过的故事版本中,尽管其前半部分仍保留了兄弟俩开发直苴的过程,但后半部分则删去了“且和”轮祭制度等带有“封建迷信”的相关内容,而直接拼接上了其后具有重要影响的直苴彝族“赛装”文化。到了年的正月十五日,直苴村民又可以在公共场合开展传统打跳娱乐活动,节日恢复时人们“虽然一开始持怀疑的态度,但很多直苴人还是很期待,希望借此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打跳”[4][P]。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该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如年的赛装节共穿出了一千多套传统民族服装,评选出八名刺绣能手[5][P]。到了年,永仁县民委将直苴的这项打跳活动定为当地的“传统民族节日”,楚雄州民委也正式授予“赛装节”称号。进入90年代,赛装节成为永仁县对当地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重要民族节日。

现在赛装节举行的时间仍然沿袭了传统惯例,在每年正月十五左右属虎日举行。活动程序基本是固定的:先由县领导致辞、从楚雄州歌舞团请来的演员表演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舞蹈,而后是毕摩举行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求神保佑直苴风调雨顺,最后才是当地群众的赛装表演。依据田野调查,赛装仪式过程大致包含如下内容:首先上场的是50岁以上身着本民族服饰,由男女混合[注6]组成的老年队,在芦笙手的带领下,大家手挽手围着场地打跳,时间大约持续5分钟;而后姑娘队、少妇队、儿童队和男子队依次上场,整个赛装表演持续40分钟左右。随后还要举行射弩、拔河、高跷等游艺活动。表演活动伴着小商贩们的吆喝声,气氛非常活跃。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在芦笙的伴奏下,大家手挽手围成圈打跳。与白天的表演不同,人们纵情地享受着节日带来的欢乐,舞蹈动作显得更为自由和奔放。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当赛装节脱离了传统仪式场景后,在被重新阐释和建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当地群众的族群认同感也随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和分离现象。如当地人对现在的赛装节抱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上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直苴人对这一节日并不热衷,他们认为赛装节是政府取的名字,不是“自己”的东西,主张应该恢复“且和”轮值祭祀,否则“热闹不起来”。[注7]然而,与老一辈人的看法不同,当地的年青人尤其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则对赛装节很热衷,该活动不但吸引了本村的年轻人,而且也引起了周围很多村寨的年轻人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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