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启芳，年11月出生于东川二百二。随父亲工作单位调动，年至年在东川杉木箐、二百二，年至年在昆钢打矿箐，年来到大姚六苴铜矿麻地丫口工地，年家又搬到了大姚六苴铜矿区大仓居住点，当年在大姚六苴一井司职工子弟学校上学，年在此校初中毕业。年在嵩明杨林十四冶一中高中毕业，年在十四冶一井司参加工作。年单位政策性破产后内部退养至今，现在一家单位做造价工作。
六苴往事
我于年11月，医院出生。儿时的记忆中，经常在搬家。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她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我们是随父亲工作单位的流动而迁徙。二百二以前是住东川铜矿杉木箐坑口，年从二百二搬到昆钢的打矿箐工地，年又搬到大姚六苴铜矿的麻地垭口工地，年才搬到六苴的大仓的。
在东川时，家里已有姐姐和我及三妹、四弟，在打矿箐时家里又添了一个五妹。五妹还在母亲怀抱中的年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经过几天的旅途劳累我们家搬离了打矿箐，来到了离六苴还有几公里的麻地垭口。在公路下边开满了非常好看的万寿菊的半山坡上，一台台被剥离出来的平地上，原来二公司在那里修建的几排土基青瓦房，就成了一井司九队职工及家属的住房和其他用房。食堂在山坡右上方，食堂下那排房子就住着杜医生家、我们家、王存仙家、赖利文家、李秀萍家、陈如达家、罗金莲家、张明芝家，在下方的一排房子主要住的是单身职工、最下方有个小礼堂，主要是开大会用，旁边有个医务室，还有一小块空地，那里立了一尊毛主席像。左边的几排房子，住着郑光林家、安云山家、李长明家、赫金龙家、张如华家等，还有一个回族食堂。在下面就是一块又大又平的空地，应该是篮球场地吧，但是打篮球怕是不行，万一篮球一往坡下滚，就有可能会滚到六苴河里，被水冲到叉河，冲到大滴水去的。那块场地也是我们一群孩子的玩耍天地了，只不过批判斗争那些当时被用8号铁丝吊一块牌子挂在脖子上的“坏分子”，斗人者稍有激动还要踢上“坏分子”几脚的惨状也会在这块场地上演。那时候的麻地垭口，工人们白天上班，下班回来吃饭后，如果也不开会，就没事做了。晚上那块空地就成了大人和孩子们共同的娱乐场所了。郑光林、陈如达他们在哪里斗鸡脚啦、翻跟斗啦、滚铁环啦……，王存仙、李秀萍、安云秀我们几个女孩子么，就玩找朋友啦、丢手巾啦、跳橡皮筋啦、跳海牌啦……。郑光林他们的格斗场面很受那些井下工人的欣赏，遇到精彩动作还会喝彩声不断的。那时的男孩子好象不太跟我们女孩子一起游戏，特别不喜欢我，身体又不太好，跑又跑不动，跳又跳不高，有时玩得好好的，身上飞个虫子都要把我吓得哭天抹泪的。再说嘛，平时大些的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叫不出名字的孩子们又还小。有时候，李建华、李丽华的父亲、母亲会带她们姐妹到麻地垭口来，她们一来就会带来很有趣的，一个六面画9块立方体拼搭积木和一个用磁铁在盒子下方牵引着盒子里那个漂亮的新疆姑娘到葡萄院里摘葡萄的益智玩具，所以那时，我就非常盼望她们能经常来麻地垭口玩。
刚到麻地垭口时，公路到住地只有一条小路，后来队上扩了一段大路，通到食堂山墙后方，主要是方便给食堂拉粮食马车、拉煤炭木柴的汽车行走的。我母亲、张明芝的母亲、张如华的母亲、赖利文的母亲都是职工家属，单位安排些敲石头、筛砂等一些工作给她们做。我每天在家带五妹，妹妹饿了，就要背着五妹去找母亲吃奶。每次要把妹妹背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帮忙，我就不能把妹妹放到背上，于是我把妹妹放在房子的毛石基础上，刚好能够着把妹妹背上背。一次去送妹妹吃奶的路上，我摔了一跤，一个前朴倒地，妹妹有点胖，我可能是严重缺钙，当时我全身没有多大力气，妹妹压在我背上，我又怕翻身伤到她，就在地上拼命挣扎，这时，王存仙和李秀萍她们的母亲来了，赶快把我拉了起来。太感谢她们了，这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好像老天也知道心疼我们这些矿山建设者子女，才会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好人出现了。
麻地垭口九队的孩子们，大一点的我姐姐、马惠兰、王成凤、罗金莲、李长明等。他们每天都早早就要去六苴公社的那种一间教室有几个年级上课的学校去读书，还要带点中午饭。听说有一个小同学曾在上学的路上，竟然熟睡在路边的草丛中，饭盒里的饭也爬满了蚂蚁。那年本来我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母亲考虑到我年小体弱，就自作主张说让我大一点再上学，那时我也不知道要上学，就知道带妹妹、玩耍，因此我就被耽误了一年。
就这样我们在用炸药埋在山坡上的土堆里做爆竹庆“九大”的隆隆炮火声中、在对“坏分子”的批判斗争声中、在听着“对门山上橄榄多，摘个橄榄想哥哥，吃口橄榄吃口水，橄榄回甜妹唱歌”的村民山歌声中，在小孩子们玩闹吵嚷声中，渡过了在麻地垭口的那段岁月。
年搬到大仓后，我才上了学。刚上学的时候，教室就设在那个大礼堂主席台的右边幕景墙后。用木工锤敲击8寸铁钉，把一块长长的五分厚的木板钉在小木枋上，一张五人课桌就做好了。同学们各人带个小板櫈，我们的一年级一班就在那里上学了。才上学没多久的一天，学校开大会，我们都到中仓学校集中，全校师生顶着太阳站在场地上开会。开着、开着，我一阵难受，头也晕、心也烦、全身无力，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回到家，告诉了母亲，医院一查，我竟然患上了结核病。从那天起，我每天上午要打针，下午要打针，还要吃很多药，针水主要是青霉素、链霉素。链霉素容易损害听觉神经，引起听力下降，所以我现在听力都不是太好。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病属于传染性疾病，同学们都担心我会传染他们，不愿和我多接触。所以那时候的我是很孤独，每天都是在按时打针，按量吃药盼着身体快快好起来的愁思中渡过的。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医生检查结果说是钙化了，就是好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又唱歌又欢笑的用细砂和盐水，左擦右洗那个属于我专用的饭碗，用上了家里新添置的除了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已经积劳成疾患上了矽肺病及结核病，后来就他一个人专用碗筷用了一辈子，直到年病逝）和我以外其它人都能混用的碗。
生病那段时间的几件事，也是我永远都难以忘记的。那时每天去打针，经常听不到老师讲的课，做数学加法的时候，我就把黑板上老师留下的作业题抄完后就交给了老师，大红的叉、叉、叉、叉完了就是两个字“订正”。我好纳闷，和黑板上写的一样的嘛，怎么就错了呢？下一次的作业也是如此这般。后来的有一天打针回到教室，黑板上的数学作业已经被擦了，王存仙把她的作业给我抄，哦，原来还要计算出等于多少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下才领悟了过来，然后劈里啪啦把作业做完成交给老师，大红的勾、勾、勾、勾，批一个优字，好啦，需要订正的问题解决啦！哎！那个时候除了听老师讲课，自己怎么就不会看看书呢？记得有一次打针回来，班上同学说薛永祥是小反，他喊什么反动回号，后来全校又开会批判了他，而且还号召全校同学都要和他画清界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曾和温勇同过桌，我觉得太自豪了，因为温勇是我们的班长，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然而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我被换了座位，同桌竟然是薛永祥，我那个失落呀！大家都要划清界线的，却让我来界限不清！于是我天天和薛永祥吵架，天天说薛永祥打我，后来老师终于又跟我调换了座位，但是同桌是谁我记不清楚了。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跟薛永祥说声对不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哎！只怪当时那是个把天气要发生变化了，说成要变天了都有可能是反动派的年代。那时自己不知事，且运动又多，谁都不想招惹是非。还有一次要从主席台的右侧台阶走下台，到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几个跳皮男同学把台阶口堵了，我们一时下去不了，又不敢从主席台上跳下，就在那里干跺脚，没想到正好脚下有一张上面写有诸如：社会主义好啦、拥护中国共产党啦的标语，被我们的虞燕同学看到了，她说要告老师，说我是小反啦！我被吓得战战的跟她辩驳说，我又不是故意的。那节体育课我一直担心俞登刚老师会说什么小反的事，是惶惶地上完了那节体育课的。几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反应，可能虞燕早已把此事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了，我才把那颗高悬的心放了下来。
我家住大仓的房医院的走廓口，医院里有名的医生游伯伯经常会在那里创造医学奇迹，我家五妹双手大姆指都多长出个指头，还是游伯伯亲自主刀切去的。医院后面就是篮球场，篮球场每年要举办篮球比赛，偶尔还会放映露天电影。我们住的也是土基青瓦房，一排10间房子，住了9家人，我家人多，住了两间。杜医生家、晏白聪家、张明芝家、晋荣珍家、谢兰珍家、我们家、段红嫒家、郑光林家、陈如达家。这排房子和李长明家那排房子之间有一块空地，就成了我们小孩子晚上的游乐场。要是遇到有炸米花的手艺人来六苴，这里就是开炸的绝佳场地。后来这块场地上修了一个高位水池，陈如达家也因要腾地修水池而搬走了。水池修好后，天气热的时候，那个水池就成了男孩子们跳水、游泳的比赛场所了。有一次正洗衣服时，自来水停了，因此我还和王东琴一起用过她父亲拿皮管用虹吸原理抽出来的水池中的水来呢。
我们家经常是那排房子的邻居们聚会的场所，也是邻家的孩子们打闹的场所。邻家的阿姨们到家里来，母亲会一边洗衣服、加工猪食、做咸菜，一边和阿姨们聊天。有时父亲带着我们几姊妹说从前时，母亲总是让他一定要避开政治敏感话题，母亲就害怕上纲上线的问题发生。因为母亲是工商业兼地主家庭的出身，那个时候运动又多，出身不好的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要受斗挨比的。记得在麻地垭口时，那时候是“一打三反”运动时期，我母亲是个心直口快又肯帮助别人的人，队上大多数的工友都非常敬佩我母亲，所以就会想方设法地帮助我们家。他们有衣服被褥就拿给我母亲帮洗洗缝缝，给母亲一些劳务费。那个什么“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墙上的大字报上就说我母亲教我和弟弟说反动话，说我母亲开地下工厂，公司就派工作人员来调查核实，记得那时候，朱兆夫的母亲来调查地下工厂一事，问我母亲是开的什么地下工厂，母亲就告知说，就是帮人缝、补、浆、洗，人家给点钱，如果这个也不能做的话，以后就不做啦。朱兆夫的母亲说，这哪是什么地下工厂，这个是用劳动赚点辛苦钱，这是光荣的事，我们支持你。后来经过调查核实，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母亲才差点没被拿来批判斗争的。
在大仓的日子里家里又添了六妹和七弟，家里经济确实是很困难的。本来我姐是要到杨林读高中的，就在临走前一天晚上，母亲听说今年可能要招工了，结果我母亲又作出决定，没让姐姐去上高中，初中毕业的姐姐就早早挑起了帮助父母减轻负担的担子。这件事一直是姐姐心里最大的痛，也是家里的一大遗憾，同时也是我的一大错觉，似乎参加单位的工作就是我最大的目标。
我和三妹、四弟都上学的一段时间，我最怕的是开学报导。因为每次开学不是三月一日，就是九月一日，然而父亲、母亲的工资发放日是每月的十五日。每月的工资领回来，都会被用到各种需要够买的物品上去了。而且过年和中秋节，母亲还要计划点钱出来，寄给我们的爷爷和外婆。三月一日和九月一日就意味着钱很紧啦。因为我要大一点，所以我母亲就会让我跟老师说明，家里暂时没有钱啦，让我先住了册，等发了工资再把钱交上。老师也同意了，但是书钱没交，就不会发书给我，我就只能读天书，看到别的同学都有新书，我就看着天花上课，因为我一看黑板眼里的泪水就会流下来。终于等到发工资啦，我才能万分激动地把学费、书费交给老师，把领到的语文书从头到尾如饥似渴的看一遍。后来，我和三妹还跟着姐姐在放假的时候去敲石头挣过点学费呢。
我们家80年照的全家福，前排是母亲、七弟、父亲，后排我、六妹、三妹、五妹、大姐、四弟。
在大仓学校上小学时，劳动课种的地是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建司一工区预制厂附近的山坡上。同学们在那里挖过地、种过包谷、种过白菜，有没有收获我没印象了，记得最深的就是每次劳动课后，就会到六苴河里去玩。有一次我们一大群女同学正在河对岸晾晒衣物时，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踵而至的就是倾盆大雨，清澈而舒缓的小河水，马上变得湍急了起来。我们一行人想等雨停了再过河回家，但又不知道这雨何时能停，于是就冒着被河水冲走的危险，艰难地过了河。万幸没闹出大事，没有给父母家人增添麻烦。
后来学校在小仓的山头开垦了许多地，我们的劳动课就是送肥料到那里，在那里种包谷。每次劳动结束后，我们要么就是几个女同学一起去降压站的山上捡木柴，要么就是去摘山茶花。记得包海萍、谭东萍、马丽芬、定光玥、申丽、姚安芬、王惠琼我们几个在山上找寻山茶花时，我的眼睛是最能看哪有花的，但我的胆子小是最不敢独自往前冲的，经常是发现了山茶花后就指着花丛大叫那里有花，然后跟在同伴的后面往花丛跑去。
那时，我那非常勤劳的父亲、母亲，开垦了很多菜地，每年常种包谷、白菜、南瓜、红薯藤（后来家里开始养猪，红薯藤主要用来给猪吃，母亲说，猪吃了容易长膘）。六苴那些小山坡和田地里，我和三妹还去摘过好多猪草呢。家里还养着鸡，每当母鸡生蛋时，我就和三妹去把鸡蛋捡回家放好。鸡蛋一般是家里哪个过生日时，母亲就煮两个连壳鸡蛋给过生日的人，其他人一人一个。平时就蒸点鸡蛋给父亲、时常生病的我和小的弟弟、小的妹妹吃，四弟、三妹和大姐少有这种待遇，但是她们都很懂事，也不和我们争。门前的马路边，父亲还种了一窝丰收瓜，并搭了一个瓜架，后来那里成了我们的方位标志叫洋瓜架。
父亲早年在井下工作患上了矽肺病，但是他却从没有把自己病痛放在第一位，他想到的只是努力工作，努力把我们七姊妹养大。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很爱学习、爱钻研。工作后，参加了扫盲班，还学会查字典，父亲最爱看的就是家里每年都要订一份的《参考消息》。刚从东川的农村来到二百二工作时，父亲是井下一线工人，因为工作非常踏实认真，勤勤恳恳，后来领导把他调到机电班组修理工作机械。那时我们队上的钻工都最爱使用我父亲修理过的钻机，每次他修理钻机的认真劲，就像一个医术又好，医德又高的好医生对待病人一样，仔细检查机械零部件，认真处理问题，经过他修理后的风钻机头，洁净如新，非常好使用。每天父亲下班回来，就到自家开垦的庄稼地里去栽种、除草、施肥、浇水，然后要么是拔几棵大白菜、青菜，要么摘几个小南瓜、四季豆或者是掰一些刚成熟的包谷回来给我们做菜和做食物。有时候我会和三妹到自家的地里掐豌豆尖，那种纯粹地道，且又肥又嫩的真正的有机豌豆尖里，凝聚着父亲的多少辛劳和汗水。
每年到雨水天山上出了菌子的时侯，父亲常常会带上我们几兄妹去拾菌子。大仓学校前下方的山坡那遍已经被征来做为修建氧化矿选厂用的，空了一段时间的地里长满野草。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那里捡菌，走着走着，我父亲叫我不要动，说高芳你踩到鸡纵啦！啊！鸡纵在哪？低头仔细一看，啊！周围好几十朵鸡纵呀！于是父亲用他削好的木签，把那些鸡纵撬了起来，好多好多好好的鸡纵呀，那天的捡了很多鸡纵和真正的野生菌，第一次看到大窝的、带着微露的鸡纵在绿草中，那种心情真是太好了。
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麦子，在六苴见到地里大遍的麦子时，我曾很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韭菜呀，父亲笑着回答我，这不是韭菜，是麦子，然后会告诉我麦子用来做什么用的。
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和三妹、四弟去到六苴公社，记得每次过那个六苴河的时候，因为河上的桥是独木桥，我走在独木桥上，就会非常害怕！胆大的弟弟，妹妹都过去了，我却过不去。父亲就让我闭上眼睛，扶着我慢慢走过河岸去。那个时候我对去六苴公社是又怕又爱，爱的是去了那里，父亲会给我们一点钱，让我们买一点自己喜欢的吃的和用的物品，怕的是过独木桥或者是从经过那条公路走呢，又害怕踩在快要到六苴公社时，那里牛厩四周的粪草堆上的那种很难受的感觉，后来河上建了小桥，行走就方便很多了。
母亲白天要去做繁重的体力工作，下班回来还要洗家里的床单被褥劳动布等大件，偶尔休息，还要带我和三妹去拾烧火用的柴和煮豆浆用的松毛。我母亲是一个既聪明能干又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国妇女，磨豆腐、做凉粉，熬麦牙糖腌制咸菜什么都会，凡是她想得到并且有制作材料的食品，她都会想着法子做了给我们吃。记得那个时候，母亲做豆腐真是要起早贪黑的。晚上把黄豆去了皮，加上适量的水浸泡，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磨豆腐，一个人推小石磨很吃力的，母亲就让我也跟着她一起把那些豆子磨完后，又让我再去睡一会。等她的豆花做好，压制在豆腐箱里时，又来叫醒我们几个上学的姊妹。我们每个人吃完一大碗香甜可口的豆浆稀饭后，就去上学。母亲中午回家还要忙着很快卖完做好的豆腐，匆匆吃了饭，就又快到上班时间了。
为了我们一家人，她想方设法的挣钱，很少清闲过。井巷矿洞要开展百米竞赛，需要钢筋、水泥、砂石，我母亲一天24小时，只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16小时在进行繁重的体力工作。为了拿计件工资多挣几个钱，母亲背过好多80公斤的大米包、好多50公斤的水泥、和工友们搬运过多少钢筋盘条，装运过多少车砂子、石头，干的工作一般都是要出大力气体力活。在搬运组时，她和吴兴东的母亲都是班组的骨干力量，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带领一井司的搬运女工，为大姚铜矿的建设，流下了多少辛勤汗水。
因为父亲、母亲的努力工作，每年一井司在六苴召开先代会的时候，他们都会领到一张代表证和红、黄、蓝、绿的餐券及代表才有的食品券，餐券是先进代表开会吃桌餐用的票据。我和三妹么就会高高兴兴的拿着那份充满荣誉和自豪的食品券，去领回诸如苹果、香蕉、桔子等等的物品。更是让我们姊妹高兴的是，父亲到昆明参加十四冶的先代会回来，会买回泡泡糖、雪片糕、棒棒糖、奶香四溢的奶糖，还会给我们姐妹几个买几块好看的手帕、小发夹、扎头胶带，给弟弟买点小玩具。为了六苴铜矿的建设，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家，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付出心血，流淌的汗水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
在六苴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得到了许多长辈的关怀和邻居的帮助，特别是郑光林的父亲和母亲，说到这里就特别要提一下郑光林。那时郑光林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两家是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少时的郑光林是一个豪气冲天的热血男儿，时常因为自己的朋友小伴被欺负则挺身而出。我母亲时常都会说，郑光林这孩子很懂事的，还很尊老爱幼有礼貌。我家五妹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我家住房旁边的水池里没水，她就和俩个小伙伴依托着进水管下到水池底玩，玩着玩着突然进水管开始进水了，当时进水速度还是很快的。因为害怕溺水，三个小伙伴就推着拉着的上去了俩个，结果那俩个小伙伴可能也是被吓坏了，一上去就往家里跑去，剩下妹妹一个人也没有人推也没有人拉，就根本无法上去了。水是渐渐地淹没到脚下了，于是五妹被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刚好路过水池边的光林和李明看到这个情景，光林二话不说，连忙跳下水池，把五妹托举起，李明则蹲在进水管道上拉。就这样，五妹被光林和李明救了上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他俩！
读书的时光一天天过去了，那为了让我们很快就记忆了毛主席诗词《长征》的李老师，又弹又唱的带领我们引吭高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歌声还在耳边萦绕时，杨老师的川味小乖乖还在上街街时，伍老师的化学方程正在配平时，韩老师还在讲解着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让闰儿入睡的《荷塘月色》时，......时,我渐渐长大了。
年我离开六苴到杨林上高中，年去了在大理州洱源县下山口水电站的一井司五队工作，年又随队迁回到六苴。年1月26日真正离开了居住和生活了十多年的，那个有着树木绿绿的大山，流水清清的小河，彩云白白的蓝天，像一幅用神笔绘出的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山水画的六苴新矿山。我在那里渡过了懵懂的童年时光，迷惘的青春年少。几十年过去了，时常还会梦里依稀六苴的青山、六苴的流水、六苴的蓝天、六苴的故人。每每这个时候，就会十分怀念已故的父亲，非常惦念高龄的母亲，在此我向六苴铜矿的建设者及六苴的父老乡亲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愿大家都幸福安宁！
以下这些图片是年3月29日78届初中同学集会，又回到那阔别了27年的六苴，又见了曾经和三妹摘过许多作为猪草用的铜草花，及父辈、先烈们为之流汗、流血、又流泪的铜矿石。
高启芳，年5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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