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在中国:韦伯命题与云南经验

内容提要: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印度宗教在亚洲的角色和传播”的命题,学术界长期聚焦于佛教的研究,却欠缺对印度教的研究。本文在梳理韦伯命题的基础上,进行以南诏的“梵教”和当代白族本主信仰中的大黑天神为个案的初步探讨,认为处于“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的云南各地,在历史上主要是受到印度教湿婆派的广泛影响,或推而广之,受到具有渊源关系的“湿婆——观音”神祇系统的持续影响。这些后来被夹杂在佛教中的印度教神祇,不仅以其长期实践诠释了韦伯命题,并且以宽容与接纳、融合与融入的云南经验,为中印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意义深远的借鉴。

关键词:印度教马克斯·韦伯佛教云南

编者按：本文原载《世界宗教文化》年03期，感谢邱教授赐稿并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邱永辉,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在深圳举办的“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北京举行的“中印智库论坛”和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等研讨会上,笔者曾以“印度教在中国”为题进行发表,力图“还原”印度教在中国的历史盛况,并探索印度教神灵在今日中国的存在状况。本文的写作宗旨,一是通过探寻印度教神灵在云南的历史旅程和存在现状,补充拙作《印度教概论》第12章之“印度教在中国”一节的不足;二是通过对马克斯·韦伯(MaxWeber,——)“印度教在亚洲”的学术命题的讨论,总结其在云南的表现和特点,并借助学术界已有的印度教在云南的研究,通过笔者的再研究和反思,总结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中的云南经验。

一、韦伯命题及其中国学者的初步研究

(一)韦伯命题:“印度教在亚洲的角色和传播"

从现代宗教学的奠基者马克斯·缪勒(MaxMüller,——)组织翻译《东方圣书》,到马克斯·韦伯的专著《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对于印度教及其社会的研究,从宗教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各类宗教研究著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末马克斯·韦伯的上述专著被翻译成英文(后又陆续被译为其他文字),学术界对印度教的各种争论层出不穷,将印度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的学术著作,亦更多地涌现出来。

马克斯·韦伯无疑发现了许多阻碍印度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因此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我们必须检讨,印度宗教的性格是否构成了防碍了(西方意义下)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因素之一",)。正是基于印度宗教的性格,韦伯将印度教放入他的“理念类型”(IdealType)之中,将其定性为“出世宗教”。笔者认为,韦伯难以避免地忽略了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误解了印度教的一些道德法则,贬低了印度教与基督新教相似的一些文化特征。但这无碍韦伯提出他关于印度教的最大命题——印度教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直到21世纪,当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加剧之时,印度学界仍在争论和反思韦伯关于“印度教与经济发展”的论断。

马克斯·韦伯的另一个学术命题,是关于“印度宗教在亚洲的角色和传播"。韦伯猜测:“印度教的僧侣、当然还有佛教的游方僧,必然很早就以救苦救难者的姿态来到亚洲内陆和北亚。”而基于对印度教与基督教相似的一些文化特征的认识,他又得出结论说:"在亚洲,举凡超越现实利害的思想,很少能不将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尤其是,印度的(不管正统或异端的)救赎宗教,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了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

由此可见,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印度宗教在亚洲”的学术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印度宗教“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二是包括“印度教的僧侣”在内的布道者,在“亚洲内陆和北亚”的历史存在。虽然韦伯认定了印度宗教在亚洲文化及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专著只论及了佛教在锡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传播,以及喇嘛教在“亚洲内陆”的布教,却未提及印度教在亚洲或中国的存在状况甚至存在“痕迹”。

(二)初步研究:云南的“非佛教因素"

虽然韦伯关于“印度宗教在亚洲的角色和传播”的命题,以及其中印度教部分的欠缺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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