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光平，年出生于昆钢。年随父母单位到大姚六苴。年随父母单位到杨林。年---年就读于十四冶十一井司子弟学校。年---年就读于杨林十四冶一中。年---年就读于武汉铁道工业学校。年—年在昆明铁路局昆明车辆段工作。年---年，先后就职于珠海巨人集团，北京巨能实业有限公司任省级经理，华润集团医药板块，北京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南区经理。现在昆明从事食品贸易。
那些年我们在六苴的日子
契诃夫说：如果已经活过的那段人生只是一个草稿，另有一遍誊写的机会，该有多好。可是我想，在匆匆逝去的时光里，六苴那些过往或许潦草，却承载了我记忆当中始终不愿抹去的印记。该从哪里回忆我们在六苴的日子呢，还是从一张老照片说起吧。
一、初到六苴
照片是年底我们家将要搬离东川时拍的。
第二排坐在左边是妈妈，中间是外婆，右边是爸爸，
前排左起是大哥，中间是二哥，爸爸抱着的是三哥，
后排左边是妈妈的小妹，中间是妈妈的大哥，右边是妈妈的三妹。
年初，父母单位搬到了昆钢王家滩铁矿，半年后，我在那里出生。
年，父母单位搬到了大姚铜矿的麻地丫口。年，我们家搬到六苴，住在大仓，医院一侧小坡上的一排平房，对面是菖蒲塘，下面是选厂，到年搬走，整十二年。
小坡上的这排平房里，一共住了9户人家。
左起第一家是张效如叔叔，杜医生家，俩兄弟，小世宏，小世海；
第二家是宴兴烈叔叔，张洪芬孃孃家，五兄妹；宴白冲，宴白华，小宴梅，宴白春，宴白刚；
第三家是张明亮家，五姐弟，张明亮上面一个姐姐，张明芝，下面老三是妹妹，老四是弟弟，但我们叫他小四妹，最小一个是妹妹，张老五；高老六、小红媛、郑老五、高老七、小冕冕兄妹
第四家是晋安顺叔叔家，四姐弟，晋荣珍是家里的老大，老二晋荣芬，老三是儿子，因为鼻梁高，貌似电影《英雄儿女》里面最后被跳出战壕的王成吓到的那个美国人，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美国”，也叫“戴维斯”，老四是晋荣强；
第五家是谢伯伯，谢妈妈家，独女，谢兰珍；
第六家是高伯伯，高妈妈家，七姐弟，大姐高启芬，二姐高启芳，三姐高启华，老四高启红，高老五（高启惠），高老六（高启芝），高老七（高启辉）；
第七家是段兴文叔叔，杨孃孃家，俩姐妹，小红媛，小婕妹；
第八家就是我家，五兄弟，大哥郑光明，二哥郑光林，三哥郑光辉，我排行第四，五弟郑光荣；
最后一家，也就是最右边的，是陈堂保叔叔，张翠芬孃孃家，四兄妹：陈汝达，陈汝芝，陈汝发，陈汝丽。
这其中，我们这一辈，年龄最大的，是谢兰珍，我们叫谢姐姐，下来是高启芬，我们叫高姐姐，其他基本直呼名字，或排行，或外号，大部分前面加个小，其实是跟着大人们一样的喊法。
平房下面，有一条水泥路，路边的小坡上，遍布着菜地，各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二块菜地，种些苞谷、白菜、辣椒、小瓜和四季豆。
高妈妈家人缘最好，晚饭后门边总是坐满了聊天的大人，我们小孩也经常围着听大人们摆古。她家还在路边搭了个架子，种了洋丝瓜和葫芦。
那些年，洋丝瓜没少吃。
洋丝瓜藤干了的时候，我们摘了当烟抽，点燃后可以吸出烟，并吐出圈。
水泥路下面，还散落着一些油毛毡房，也住了些5队的工人。
其中有位爸爸的同事，叫陈万苟，是广东人，有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在路边玩，陈叔叔叫住我，把我带到了他的宿舍，打开了锅盖，顿时，香飘四溢。锅里有一碗蒸好的鸡，装鸡的小碗下面是2根筷子，筷子下面是一个装饭的碗，碗下面一个十字木头在锅里的水中，2个小碗都是平底的。这样的做法，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我们家的米饭都是先在锅里煮，然后放到甑子里面蒸，他们却一次就蒸好了。
我记得那天的鸡肉美味异常，米饭也很香，我吃了很多，很饱。以至于多年后我在珠海、广州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每每餐桌上有白切鸡，我都会想起这顿饭，想起陈叔叔。
5队的广东人还有很多，经常来我家喝酒的有蔡建方叔叔，李焕清叔叔，后来我们家搬到杨林，再到昆明，爸爸基本每周做一、二顿鸡，都是白切鸡，估计跟这几个叔叔有关。
二、韶光剪影
人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所有瞬间，所能记住的，都是那些不能忘怀的。
回忆就像是一个大海淘金的过程，能剩到最后的，都是稀世珍宝。
六苴十二年，韶光已逝，有几个影像在脑海中却依旧清晰如昨。
上学前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哥带我去上学，把我弄丢了的那一回。
我还记得那是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父母都上班了，大哥就带着我去学校，那会他上初一，学校在中仓，二哥，三哥是在大仓的学校。
五兄弟摄于年春节
大哥进教室上课后，把我留在了教室门口，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土基房，走廊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一堂课的时间好漫长啊，于是我晃晃悠悠到了教室外面，那里有很多废弃的矿车。天很热，我发现了矿车下面的一小块荫凉草地，于是钻进去，趴着，很舒服，不知不觉睡着了……
后来的经过是听大人们讲述的了，大哥下课后不见了我，跑回家一问我不在，急了，转身就跑，妈妈在后面一路追一路哭，“小光明，你挨老四丢到哪里去了？”邻居高妈妈、还有好多家的大人，小孩都出动了，沿着大仓到中仓的大路，小路分头寻找，遇到水井，大人们还要拿根扁担进去搅搅……
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睡醒了，自己爬出来，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快急疯了的找寻我的家人和邻居们。
五兄弟年秋摄于家门口
这事过后，大哥依然还是带着我，他的好多同学我都知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朱兆夫，说话轻声细语，有的时候早上还从六队他们家那先来到我们家，和大哥一起去上学，离开的时候天都还没怎么亮。
大哥上高中后，打菜的工作落到了我和三哥身上。
那时候吃饭，基本就是煮锅自己家种的白菜，或者用小瓜煮四季豆，再去食堂打点肉，一家人围着一张小饭桌，就吃的很香了。
5队的食堂一年到头基本都是木耳炒肉，4毛钱一份，妈妈每次给我们2块钱，打5份。
食堂卖饭有几个窗口，排队之前我们要观察，有个叫杨惠萍的孃孃打的分量比较多，她在哪个窗口，我们就到哪个窗口排队。同样的5份，她来打我们的小碗可以装平，别的师傅打，就只能是半碗。半碗肉，爸爸，妈妈，我们五兄弟，一人只能吃一二片。
随着打饭任务同时移交的还有洗碗和扫地，三哥那时四年级，接的洗碗，我二年级，接的扫地。
三哥洗碗都是在门口的水管洗，因为，没什么油水。而我扫地，也就是拿着扫把瞎比划。
我那时的饭量比哥哥们还大，爸爸喝酒，基本不吃饭，妈妈，五弟一碗饭，三个哥哥都是两碗饭，唯独我是三碗饭。不仅饭量大，吃的还快，遇到傍晚有小伙伴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早早吃完饭就手拿扫把站在一旁心急火燎地等待，一等到最后一个人放下碗筷，便刷刷刷几下打扫完毕，冲出门外撒野去了。
我的玩伴是年纪相近的宴白华、张明亮、高红、郑老三、小汝发……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小伙伴到“十五砟”里面捉“石蹦”，途中经过一个倒矿渣形成的小坡。我们刚刚走到坡中间，就听见上方有声响，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工人们正将一组矿车的矿渣倾倒出来。他们这时也看见了下面的我们，却已经来不及停下，急得大喊：“快躲开！快躲开！”
大大小小的矿石飞滚着向我们呼啸而来，走在前面的宴白华，张明亮动作敏捷，大步流星地跑出了这片危险区域，走在后面的三哥和我也立马逃命似的往回飞窜。处在正中间的是高红和小汝发，小汝发眼看后撤已经来不及，像兔子一样，跳进一个小坑掩护自己。高红则完全吓呆了，竟然没跑，下一瞬间，他已经被一块巨大的矿石击中，犹如电影里的镜头一样，飞起，落下，滚到坡底。
上方的工人们飞奔而下，背起浑身是血的高红，医院。躲过一劫的我们，吓得腿软，但还是医院。
从这个惊魂之地到一坑，中间有一段铁轨，傍晚没有电机车牵引矿车通过的时候，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
在二哥的同学毛大胖的带领下，几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孩子将没有车斗的转向架部分推出，年纪稍小的小孩坐在上面，待到推得速度快起来的时候，大孩子们再纷纷跳上来，驰骋的感觉让我们兴奋不已。
但毛大胖使坏，他对我们一拨坐在转向架上的小孩说：“谁敢拉上面的电线？”我说：“我敢”，然后伸手就去拉上方的电缆，立刻就被强大的电流击倒掉下矿车，估计是手指触到就被电击到了，否则，抓上去的话，肯定“喔豁”了。
被电击的感觉真是不好受，很难描述。
三哥回家后，没敢跟妈妈讲，只是小范围通报了情况，哥哥们对此很无语，这个弟弟完全是个憨包嘛。
另一个时常留下我们身影的地方是大仓球场。
那时，我们住的这排平房后面紧挨着一栋三层青砖楼房，是7队的单身宿舍，医院，医院对面是一栋四层红砖楼房，是9队的单身宿舍，后来7队、9队合并成5队。7队这一栋宿舍楼的对面是一栋四层楼房，2居室的套房，2个单元，住了好多户人家。这四栋楼房，围成一个院子，中间是篮球场，这便是大仓球场。
大仓球场偶尔有篮球比赛，晚上有时也会放露天电影，一到这个时候，这里就成了大仓的中心。
每当有电影预告，球场上真可谓“一席之地难求”，想要看电影是要靠“把位子”的。基本上每家人都是用条凳来占地盘，根据人数多少，或长或短，或一条，或二条。好位置基本是被球场边一楼这几家占据了。
我依稀记得放《夜上海》时，球场上一建司的上海知青们激动不已——“这是我家那块……”，“这是你家那块……”放《五朵金花》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的小汝发也是难掩兴奋，“啊，这是我家附近……”
那时并不懂得，离开多年之后才明白，那一声声低呼里，饱含了多少游子的骄傲与落寞、眷恋和惆怅。
遇上下雨天放映电影，我们在球场上的大人小孩就很痛苦，伞撑高了会影响后面，压得很低也别扭。更何况，那时普遍没有什么像样的雨伞，雨大的时候，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很多人还得再穿上工人作业的雨衣。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异常羡慕住在七队三楼以上和9队二楼以上的工人们，他们不用下来，趴在窗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跟包厢似的。
没电影放映的时候，球场就是我们的乐园。
我们的玩伴除了前面住一起的，又新加入了住在球场边的小胡武、宋晓营、宋晓东、黄安宁、周老五以及住在他们下面半坡上的蔡旭，张科营等等。大家伙儿聚在一起，滚铁环、打陀螺、跳小牛、躲猫猫、拉死救活……各式各样的游戏层出不穷，欢声笑语洒遍了球场的每一个角落，也洒遍当年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小汝发是个牛皮大王。有一天下午，雨过天晴，我们住地左前方，大仓学校的后面出现了一道瑰丽的彩虹，那时我们都叫“gang”，他跟我们说他吃过“gang”的肉，我们不相信，他很认真地说：“是真的，不行我去割块下来吃给你们看”，于是，我们六七个小伙伴跑到了大仓学校那，彩虹又远了，我们又顺着小路下到公路边，彩虹依然很远，很远，我们悻悻而回。
这事大人们知道后，成了一个笑谈。
后来，小汝发家旁边要建生产用的水池，要拆到他们家，于是他家便搬到了球场边。
小红媛家也大概是之前搬走的。我还记得有一年她五孃从四川来，在门口杀了一只兔子，然后把兔子挂在树上，剥兔子的皮，她五孃白皙，漂亮，动作干净利落，就像今天电视里放的“手撕鬼子”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同学少年
年9月，我上学了，垂髫稚子，学训初蒙。我的启蒙之地，便是位于中仓的十四冶十一井司子弟学校。
那时的子弟学校，一年级共有三个班，我在三班，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好像姓潘，是十二井司的。班上有三、四个十二井司的子弟，名字都不记得了，因为他们没多久就随单位一道转学楚雄。另有六个安司四队的——李云、徐丹、曹绍芬、冯勇冰和王邦林，还有杨老六，爬树爬杆很厉害，像猴子一样灵敏。
更多的还是我们十一井司的子弟，男生有师伟文、李云飞、叶维波、住在机电队的张强、王德，住在2队的张渝、丁伟、住在动力队的杨三、马泉…..
女同学有邓艳青，包海玲，李雪梅，杨军，商苹，郭建丽，邓丽蓉，柳琴，廖露英，李玲……
走着走着，我们就这样相遇了。天真烂漫，懵懂无知，带着对世界、对彼此的好奇与期待。
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教室后面堆了好多高粱，是高年级学生种的。
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我有幸成为几个首批发展的少先队员之一，仪式上，红领巾是大哥的同学赵老四帮我戴上的，她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年级，我们搬到小坡上的一排平房上课，那儿有2间教室，一间是二班，一间我们班，一班一直单独在另外一个地方。
潘老师调走了，接她的是余远学老师，转业军人。
余老师很喜欢我们班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女生，大约在二年级下学期，邓艳青要转学到湖南，余老师苦苦挽留，我当时也在场，我记得他似乎一直用贵州话不停的说，“你要是能不走，就太好了，太好了…….”
邓艳青倒是留下来了，余老师却调走了。
三年级接我们的班主任是夏金丽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昆明人，扎两根长长的大辫子。
学习方面，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家里人操心。但课余时间却依旧让家人头疼不已。
三年级下学期的某天晚上，我和师伟文等几个同学去中仓球场看电影，电影散场后，公路边停了一辆解放牌货车，听说是开往大仓，我们就跟着大人们爬了上去。谁知汽车开到十一井司招待所那个岔路口时，却并没有往大仓上面转，而是往六队下面驶去，这时听车上大人们说，这车是开往新工地的。我们五六个大仓的小伙伴一下子急了，哭喊着叫停车，可车不但没停，因为是下坡，反倒越来越快。有小伙伴开始陆续往下跳，最后只剩下我和师伟文。我狠狠心，脚跨出后面的挡板就跳了下去。脚是先落地了，但因为是下坡，巨大的惯性使我的头重重的磕到了水泥路上，当场就昏过去了。
师伟文、李云飞、我年初，摔之前合影醒过来后，一看旁边的房子，吓得我立即就跑，不，应该是爬——那间平房里，之前几天放了一位工伤死亡的工友的尸体，那是十一井司广播站的播音员，我们远远的看见大人们抬进去的。后来常听大人们惋惜的谈到：上海知青，很高，很帅。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到这些的，只是一个劲儿咬紧牙关往前爬，一直爬到十一井司机关办公楼旁边的公厕那儿，才遇上了当时的公司团委书记，一位广西籍的退伍军人。他看到满脸鲜血的我，吓了一跳，医院。
等我再次醒过来，额头上的伤口已经缝合，但手术钳碰到伤口，仍然很痛，于是又拆开，原来，里面有好几颗小石子，嵌进去的有点深。
把小石子取出重新缝合以后，小李医生问我要不要住在这里？我看着惨淡的白墙，摇摇头，于是，医院找到我的大哥，二哥把我接回了家。
妈妈之前带着五弟去杨林疗养了，白天爸爸下井，哥哥们都上学去了，也没人管我，之后的好多天，我只能躺着，一睁开眼，就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欲裂，脑震荡嘛，还好妈妈不在，不然她不知会有多心疼。李云、张强、我摄于年6月
师伟文是在我后面跳下去的，摔的也很惨，哭喊声惊动了住在公路上方动力队的马泉的父亲马广能等，大人医院，他脑震荡比我严重，昏迷了五天。
这以后，我明显笨了，学习成绩大不如从前，但我仍然不省心，继续给家里添乱。
去一坑水池游泳，大脚拇指又被划了大口子，鲜血直流，同去的三哥、宴白华、张明亮用根鞋带帮我紧紧扎住伤口下面，医院。又缝了好多针。缝针的护士是罗金莲，对三哥他们的鞋带止血法表示了赞赏。
没多久，医院旁小路边的水管上，掉下来又摔折了手臂，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晚上毛衣脱不下来，才被二哥发现。
医院，拍片子后欧医生试图帮我复位，抹点酒精烧烧，接了几次没成功，痛得我龇牙咧嘴。最后，是到六苴公社找到了鲁医生，鲁医生果然名不虚传，拿点羊油在火炉上烧热，在我手臂上抹抹，一下就接上了，然后包点草药，吊着就回来了。
四年级下学期完，夏老师又调走了，接我们的班主任是应荣艳老师，应老师把我们带到了毕业。教算术的一直是十二井司的胡老师。
五年级，十二井司的同学搬到楚雄，十一井司也有少部分同学搬到杨林，各班人数都在减少。于是，1班撤了，并到了2班，3班。黄安宁、曾赤梅等并到我们班，蔡旭、曹绍勇（曹绍芬的哥哥）留级到了我们班。
五年级的某天课间，有同学在我文具盒里放了小纸条，说我是新郎，包海玲是新娘，当场就把我气坏了，冲到讲台上对着下面喊：“谁干的？给我站出来！”
还拿根小木条“啪啪啪”的拍讲台。大部分同学都挺惊愕，但没人承认，应老师来了，看我啜泣不已，把我叫到办公室开导了半天。我那时是班长，还是五年级的少先队大队长，这事明显不淡定，失态了，放今天多大个事呀，那时候对名誉太看重了。
但我依稀记得邓艳青不敢正视我，低着头坏坏的窃笑。
很快，我们小学就毕业了。
从一年级到毕业，我们没有一张班级合影，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除了应老师后来一起搬到杨林，住在一个院子，前面三位老师，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我都比较模糊了，更多同学因为没有照片，再也想不起来了。
这年，矿山大规模的建设基本结束，各个单位陆续撤出，一建司的开始搬呈贡，十一井司的机关搬到了杨林，安司四队的搬到昆明。
我家也从平房搬到了原来黄安宁家住的楼房，他们家搬洱源了。
妈妈带着我和五弟在那住了一年，爸爸，二哥去了大理洱源，三哥去杨林与之前已经在那读电大的大哥会合，准备考高中。
初一开学时，不见了李云、师伟文、杨军、郭建丽、邓艳青等从一年级起一直和我同班的同学，他们分别转学昆明、杨林和湖南。
走着走着，我们就这样散了。怀揣梦想，各奔东西，不及感伤，不及道别，也来不及明白，很多人，转身就是一生，再无相见可能。
四、匆匆那年
初一下学期，班主任余民忠老师（李一璞的妈妈）和更多的同学也搬杨林了，剩下的学生连一个班都凑不齐，于是，和一建司的合并，教室也搬到了铜矿学校，四楼。
一建司的同学有十来个，我能记得的只有老佐，个旧人，坐在我后面，课间常常哼唱，“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甜蜜蜜》，感觉很好听。
之前我跟着“RadioAustralia”哼唱邓丽君的歌，可以哼哼的是《香港之夜》:
HongKongHongKong
和你在一起
HongKongHongKong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
……
这个学期我和曾赤梅同桌，我们都长高了，坐在后面，小学五年，包括初二和谁同桌我都忘了，唯独记住了曾赤梅，因为上课她总是在抓啊抓，可能是因为皮肤干燥吧。学期结束，她转学去了大理。
不记得是因为一建司搬走了，还是其他原因，初二，我们又回到了十一井司子弟学校的三楼上课。
蔡旭和我年初。人更少了，就是加上留级下来的杨坤、阳飞、黄洪波和周丽芬等等，教室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满了。
班主任是周建坤老师，四川人，教我们数学。
有一天，课间和张渝追逐打闹，在楼梯转角处险些与初一的一个女生迎面撞上，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少年的心，悸动了……
学期中间，学校组织了一次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合唱。
周老师很用心，反复排练，连上台的方式都经过精心设计——快速，有序。我们班唱的是《春天在哪里》，领唱的是徐跃辉，不负众望勇夺第一名。
初一唱的是《清流》，领唱的就是那个女生，“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只有那流水哟，总是一去不回头……”
学期结束，春节过完，我们家就搬走了。
初中一年半，我和蔡旭，张渝，仇刚玩的最好，走的时候，有太多的不舍，还有那个一句话都没讲过的女生，也没勇气去告个别。
从年到年春节，我在六苴整整生活、学习了十二个年头。
其实回忆很丰盛，不需要遗憾，可是多年后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一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我只是遗憾没能好好说再见。”仍然直击内心。
时光易老，故人易散。
匆匆那年，就这么匆匆而过。
五、故地重游
今年春节，我们五兄弟及大嫂，二嫂一起回了趟六苴，路上听了我这么多危险的境遇，大嫂问哥哥们：“老四小时候是不是有点笨？”，三哥淡定地回答：“有点，能活着，且好手好脚的离开六苴，已经非常幸运”，我完全同意。
三十三年过去了，矿山的天空依然湛蓝，当年的大部分建筑基本都在，依稀可辨当年灯火阑珊的盛况。
只是，少年一觉醒来，华发早生。
照片上那些人，文中那些场景，那些日常，早已随着时光定格在了过去。
六苴铜矿曾经的辉煌与灿烂，也逐渐淹没在了岁月的洪流之中。
可我相信，六苴的历史还在，六苴的情怀依旧，六苴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怀念，还有坚守，除了追忆，更有前行。
郑光平。年7月5日完稿
纪实原创文章，转载需授权！
赞赏
